在自己的學校裡繫上象徵反核的黃絲帶,成為校園內反核聲音的一景。
圖片來源:高師大性別所,青年聯合陣線提供。
為了瞭解他,我們開始收集資料,回顧他的人生,我們看見林宅血案、美麗島雜誌社、1992年爭取總統直選公民運動。
今日,我們以報導者身份站在抗爭現場,記錄民主實踐的多元行動,也深受新聞自由所保護,但二三十年前的街頭,對我們來說卻如此陌生。
這一份專題,我們將藉由青年的視野,瞭解為什麼有人為林義雄感動,願意為他發聲。
也透過林義雄的人生,作為探尋臺灣過去白色恐怖歷史的路徑,以他身上遭逢的壓迫與傷痕,連結歷史課本中每一個模糊身影的真實處境。
這並非一份完整的白色恐怖報告書,但我們欲以這份專題化為一把鑰匙,開啟通往那個失落且失語年代的門。
我們一直在想像、實驗並形塑更有挑戰性的媒體形貌。
也盼讀者能不吝於給予我們任何建議,與我們並肩而行。
慈林教育基金會、邱萬興先生、柯金源先生提供珍貴影像資料與建議。
藉由製作這份專題,我們也一點一點接近我們從未記憶的臺灣歷史,也在撞見郭雨新、陳文成、鄭南榕等名字時,重新與自己的人生脈絡對話。
( 零傳媒 )
梁德珊、李映昕、吳震威
但是年輕一代的感受卻較為淡薄。林義雄是誰?他跟年輕人有何關係?如果青年世代想要重新認識林義雄,應該用什麼角度來看那段歷史?
我們邀請了五位年輕受訪者,請跟著他們,一起來認識林義雄。
「你自己念的高中,你坐在那個地方,你就會想說,哇靠我的學校竟然就這樣被抄掉了。理由是學校裡面可能藏了汽油彈,而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沒有,警總就衝進來,把學校老師抄走…」回顧自己高一時為了編校刊,無意間翻到與228事件相關的校史,柳林瑋說,他一邊讀一邊起雞皮疙瘩。
坐在延平中學的教室裡,與相隔近70年的歷史產生連結,對當時才16歲的柳林瑋來說,是非常震撼的事。他在研讀校史過程中,發現自己的學校曾有段重要歷史。創校的朱昭陽、林獻堂等台籍菁英就是「那個時代的人」,他們懷抱辦學理想,後來卻面對政府強制停辦學校,讓他感動也感慨,也開始主動去瞭解那段歷史、閱讀相關書籍。
「我們20、30歲的這些人,生出來莫名其妙就有了民主,所以我們若不去回顧當初是怎麼取得民主的,那我們就會很容易失去戒心,讓它被拿走了。」柳林瑋認為,所有年輕人都應該去瞭解臺灣如何取得民主的過程,而要去認識那段歷史,就不能不談林義雄。
柳林瑋笑說,自己是林義雄的「迷弟」,林義雄對於政治的想象、長年堅守理想的人格,都讓他欽佩。他說,林義雄很早便認為政黨應由為了取得政權的人所組成,一個政黨不僅不該有黨員,更不需為了身為黨的忠貞黨員為榮。他說,林義雄的說法很符合他對政治的想像。「如果政治人物是我們的公僕的話,我們幹嘛去崇拜、信仰我們的公僕,我們應該信仰自己的理念,去監督自己的公僕。」他解釋。
他也表示,林義雄對事件皆反覆思辨、長期身體力行堅持理想,也未因握有權力而腐化,都在在見證林義雄「不要看我一時,要看我一生」的名言。柳林瑋說,能要求別人用一生去檢視自己並不容易。林義雄經歷林宅血案的傷痛與打壓,仍堅持數十年,政治人物有這樣的風骨,便是令他景仰的主要原因。
談到對林義雄4月22日起長達8天禁食行動的看法?作為一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醫師,柳林瑋對這個問題停頓許久才緩緩回答,「任何一個人自殺,其實我都不會認同。但是我還是敬佩林義雄的選擇,他的理想沒有變,我相信人可以為了理想的偉大價值而死。」面對困難的倫理議題,他認為,為了強大的信念與不公義的政權對抗,以自己的肉身承載政府的顢頇與蠻幹,雖然令他於心不忍,但他仍支持林義雄為了自己深信的價值而行動。
走在前人為爭取民主自由所開闢的路途上,柳林瑋坦言,自己雖獲得許多啓發,卻遠不及他們偉大。2013年8月3日萬人凱道送仲丘晚會中,眾人舉起手機、形成一遍螢光海的場景,他的靈感便是來自朱昭陽在延平學院開學時所闡釋的精神,對柳林瑋而言,「給這混亂、昏昧的社會提供一線光明,我們要當荒野暗夜中的螢光」已從他16歲時瞻仰的精神,轉化成自己做運動的方式。
「你知道要一個男人,在他媽媽跟女兒被砍死的地方絕食,這不是開玩笑。」操著流利國罵而被網友稱為「人間自走機關槍」的李柏璋。談到林義雄時,他卻說得很緩慢。
李柏璋說,他成長在一個並不諱言談論政治的家庭。懂事以來,爸爸常對他訴說林義雄的故事。回想第一次看到林義雄在立法院前靜坐的新聞,李柏璋坦言,他也一度懷疑林義雄在炒新聞、操作議題,甚至是在為前途鋪路,「但是我真的去瞭解他以後,才發現我錯怪林義雄了。」
藉由自己查上網資料、詢問爸爸,李柏璋進一步得知林宅血案經過,也在關心核四議題上,與林義雄產生連結。他說,林義雄因為是美麗島事件中最不肯屈服的人,而承受苦難,但林義雄沒有畏懼退縮,也不去報復,而是一心一意為臺灣奉獻。李柏璋認為,沒有瞭解林義雄的理念、遭遇的事,理解其禁食所展現的決心,「都不應該先去批評林義雄這個人。」
聊到林義雄多次為核四議題苦行、再次絕食。李柏璋說,當他在義光教會外,繫上黃絲帶時,自己感慨很深,林義雄今年都已72歲,敢出來絕食,就是有一定覺悟,是真的想拿這條性命,換得更多人來對核四議題的重視。但看著一條生命凋零,李柏璋也難掩失落地說,「卻好像沒有辦法為他做些什麼,明明有那麼多人站出來了。」
他也表示,4月25日那天,群眾之所以在立委開會結束後用身軀阻擋立委座車,除了為督促政府改變核四政策,會利用這樣的手段,也是源於想要挽救林義雄生命的焦慮。
「我有時候真的為他覺得很不值得,他這輩子已經為臺灣奉獻太多了。」停頓許久,李柏璋再點起一根煙後緩緩地說。訪談這天,已是林義雄禁食第6天,遲至深夜,反核群眾仍在佔領忠孝西路靜坐抗議。
「410退場那天,我第一次見到林先生,他給了我一個擁抱,但什麼話都沒有說。我那時候很激動,因為你知道這個人在歷史上很重要,他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,而且就在你眼前。」林飛帆說。
太陽花學運退場當天,林飛帆在議場外,與靜坐聲援學生多天的林義雄見面。媒體報導林飛帆眼眶泛紅,後來林飛帆在臉書上自述,那是因為他早就知道林義雄即將禁食。
「以前沒有見過林先生,對他的印象都是想像出來的」,從小聽爸爸談論政治的林飛帆,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中,接觸到林義雄、鄭南榕等人的故事。但即使如此,在實際接觸這些人事物之前,他就跟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,對於台灣民主發展的理解,總是隔著一層紗。
林飛帆在擔任成大零貳社社長時,曾參加過「人民作主」在台南的苦行,但沒有見到林義雄本人。他對「人民作主」的印象是「行動很素樸、很傳統,衣服還要紮進褲子裡」,而且全程要求禁語。林飛帆回憶,「人民作主」活動莊嚴性很高,但「這樣的方式離年輕人很遙遠」。對於林義雄為何採取這樣的苦行方式、想傳達什麼理念,他當時也充滿困惑。
318佔領國會運動期間,林飛帆得知了林義雄即將禁食的消息。林飛帆說,他雖然擔心林義雄的身體,卻也從黃國昌等人的轉述中,漸漸了解林義雄「非暴力抗爭」的理念。「他是一個很寬容的人,有點像是修道士,」林飛帆比喻,「即使心裡有很多悲傷,但不會用仇恨來處理悲傷」。
林飛帆說,林義雄的處事態度,就是他一貫的待人風格,即使對國政有所批評,卻不會罵人,而是用呼籲跟期許的方式來表達意見。「他寫給女兒的家書,為什麼叫做《只有香如故》?他覺得只要你有理想,理念是對的,不用把話講得很大聲,也可以說服別人,就像花香一樣」。
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觸到林義雄,對年輕一代來說,林義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,更遑論去了解他的想法。林飛帆直言,扭曲的歷史教育使得很多人「不理解林義雄,也不理解鄭南榕,更不了解台灣的民主化運動」。而318佔領國會運動雖然是偶發事件,卻成為一個觸發點,讓年輕人重新認識歷史。
「我有很多朋友,他們是第一次參與運動,受到很大的思想衝擊,開始去思考議題,」林飛帆也舉例,這次運動有許多公民團體一起參與,年輕一代藉此機會認識了更多團體,並了解他們在耕耘的議題;運動後期,也有不少人重新認識公投盟。學生退出議場已經月餘,林飛帆表示,他們接下來要做的,就是運用318佔領行動後形成的社會動能,讓這種偶然的觸發慢慢常態化,促使更多人關心公共議題。
「我們家是藍的。我去參加學運,就會被我爸笑,他說你們都被民進黨操弄,連華光拆遷也是。我就會說你笑屁啊,我爸就會掛我電話,然後就會冷戰。」過去張凱婷在家從不開口談政治,直到上了高中,她才開始接觸台灣史,也慢慢拼湊出林義雄和鄭南榕的模糊輪廓。
回憶高中課程,張凱婷說,課本雖然會提到228或是美麗島事件,但都避談政治受害者。她指出,在這些事件的描述裡,好像沒有人參與其中一樣,學生難以對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張凱婷說:「像鄭南榕,高中的時候,我就聽過他,但就只是一個很模糊的台灣人 。」
「林宅血案是我對電影《牽阮的手》最有印象的ㄧ段,因為那是非常衝擊性的畫面。」藉由觀看這部電影,才讓張凱婷真正了解到林義雄背後的故事。片中大量動畫及史料畫面重現的歷史,一再對她產生衝擊。張凱婷說,當她看著林義雄的女兒、媽媽倒在地上、林義雄過往的照片,以及田秋瑾事後訪談重現現場,才讓她驚覺,林宅血案真實地發生在那個年代。
聊起林義雄以絕食表現停建核四的決心,張凱婷先是鬆了口氣說,「我覺得他不絕食了,很好。」她認為,林義雄以前也曾禁食、苦行過,本來就善於用身體表達理念,也抱持著願意死去的決心。對於這樣的意志,她不認為如媒體所言,是逼迫社會或政府妥協。
除了《牽阮的手》的啟發外,張凱婷認為就讀社會系,也給她很多機會閱讀理論,社會學也一直是她所深信及崇拜的價值。但她也坦言,念馬克思相關的理論書籍,卻讓她找不到當初自己相信的價值。林義雄的行動,卻重新喚起了張凱婷心裡信仰的正義。
「林義雄跟鄭南榕讓自己很痛,所以我只要提到他們就會很難過。因為我覺得那樣很殘忍,鄭南榕把自己關在裡面,而他的家人都在外面。」張凱婷提到樂團好友鄭宜農,曾經跟她說過,自己的母親曾擔任鄭南榕雜誌社的美術,自焚時鄭宜農的媽媽就在外面。張凱婷哽咽地說:「你能想像有一個你很親的人,跟你說,他之後要做這些事,那你要怎麼處理?」
對張凱婷來說,林義雄跟鄭南榕,就是沒必要講那麼多的人。「因為他們做的事情,就已經解釋了他們在想什麼。」
「一般人覺得,被害者通常蒼白、軟弱、無力,但林義雄反而用他的生命,做他覺得可以保護台灣的事情。他想要挽救全台灣的人,不分貴賤、職業、貧富,甚至不分善惡。他連馬英九、江宜樺這樣的人都想救。」苗博雅眼中的林義雄,即使經歷過慘痛的林宅血案,仍一視同仁地尊重所有生命的價值。
反核與廢死,看似無關的社會議題,卻同樣面對政府的強硬態度,也攸關著生命存亡的難題。正當反核群眾佔領忠孝西路遭驅離的隔天,法務部長羅瑩雪就宣布執行「民意高度支持」的死刑。苗博雅說,林義雄一以貫之的核心理念,就是反對國家暴力、主張和平抗爭。她認為,這跟反對死刑是一樣的,國家不應該使用暴力,對待所有的生命,「不論善惡,人就是人,不是怪獸、畜生,也沒有不值得活」。
在苗博雅眼中,雖然過往教育多將林義雄的事情抹去、噤聲,但林義雄長年來不為所動的反核立場,讓他在台灣政治人物中獨樹一格。「他認為這是對的,就會去做,憑著對公益的信念去做,而不是私人利益的算計」從媒體的報導,她看到林義雄多次用苦行和絕食表達堅定反核的意志。
當初聽到林義雄要禁食反核,苗博雅覺得相當不捨,她認為,不是任何1個人都能輕易做出這樣的決定,林義雄更可能因為這個政府而死亡。「在台灣,還沒看過比自己一個人禁食更和平、更不干擾別人的抗議方式」苗博雅直言,許多人認為表達訴求必須和平理性,卻又批評林義雄以個人生命綁架政策,如此嚴格的標準,讓她忍不住問,到底有訴求時該怎麼表達,才能真正喚起社會大眾的意識?
早年生平
- 1941年8月24日出生於宜蘭縣五結鄉
- 1964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
- 1966年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律師高等考試,成為正式執業律師。
- 1971年3月23日與宜蘭同鄉方素敏結婚。遂於年末長女林奐均出生。
- 1973年與姚嘉文等人創辦「台北平民法律服務中心」。
- 1974年雙胞胎亮均、亭均誕生。
原圖出自《綠色年代—台灣民主運動25年》,邱萬興先生提供。
從出獄到重返政壇
影像提供:施明德基金會。
資料提供:鄭南榕基金會
圖片提供:蔡明德。
圖片提供:蔡明德。
圖片翻攝自:《自由時代週刊》
1991年,他創辦「慈林教育基金會」推廣並企圖培養有志於社會和政治改造的青年,提供一相互學習與思想、知識激盪的場所。 1992年4月19日爭取總統直選抗爭運動,林義雄與許信良在臺北車站與群眾喊話。圖片提供:柯金源
停建核四的理念堅持
資料來源:FlyingV官網
資料來源:陳文成基金會
戒嚴時代,特定組織的募資捐款行為,往往會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監控。1979年美麗島雜誌創刊前期,人在美國的陳文成為支持美麗島雜誌,發起募款活動,並將雜誌文章翻譯成英文。1981年陳文成回台後遭警備總部約談,隔日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,史稱陳文成事件。據陳文成基金會發表的 〈陳文成事件調查報告〉一文,陳文成友人康寧祥提及陳文成死前曾提及,自己一切的活動都被警總監視,包含募款行動以及演講。
憲法第11條保障「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」。言論自由被視為民主政治的一大重要指標。現在的台灣人民,擁有比大多數華人世界國家較多的言論權。不管是現實或是網路世界,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對任何事件的看法。台灣言論開放的例子包含各電視台的政論節目,以及學運的大腸花論壇,人人可以透過call-in發表自己的意見。
資料來源:李筱峰提供
戒嚴時期立法院通過《懲治叛亂條例》以及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,透過情治機關密切掌握人民的思想及行為。發表或參與當局認為涉及「叛亂」的人,就有可能被抓進看守所審問。1984年,鄭南榕為「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」創辦《自由時代系列週刊》,為了對抗警備總部的查禁沒收、新聞局的停刊處分,他當時登記了18張執照,被查禁或停刊時,便以不同名稱再次發行雜誌,輪流使用《發揚時代週刊》、《先鋒時代週刊》、《民主時代週刊》等名稱。然而鄭南榕因為在雜誌上登載「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」,在當時沒有言論自由保障下,接到第一張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,1989年4月7日,鄭南榕拒絕被捕以自焚方式結束生命。
就《憲法》第11條的保障,發行刊物亦屬於言論自由範疇,屬於人民享有的自由。在1999年廢除《出版法》後,發行刊物不需經政府核准、核發登記證等。登載的內容也不需受到政府嚴格控管,可自由發行。除了校園意識刊物盛行外,也有許多過去的政治犯發表自傳,描述那段當時被禁聲的歷史,例如柯旗化的《台灣監獄島:柯旗化回憶錄》。
由於黨禁與報禁的影響,當時的黨外人士透過創辦雜誌的方式,變相發展組織,籌畫民主行動,而《美麗島》雜誌即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黨外雜誌之一。
《美麗島》雜誌創刊於1979年8月16日,網羅當時黨外精英,以黃信介為法定發行人,林義雄與姚嘉文出任發行管理人等職務。而這本雜誌創刊號即達到約10萬冊的銷量,到第四期甚至14萬冊的高銷量,為當時銷量最高的黨外雜誌,遂使執政當局無法漠視並採取行動。
1979年12月10日,《美麗島》雜誌於高雄市舉辦紀念世界人權日大會時,執政當局早已做好準備,在大會之後爆發警民衝突,引發「美麗島事件」。校園內的刊物也受審查制度限制言論尺度,1986年大學新聞社(簡稱大新社)報導「李文忠事件」並談及黨團介入校園普選,後來又南下彰化採訪鹿港反杜邦運動。受審時遭校內評審單位拒絕審理,發表後則被校方以「未依規定送審」為由,遭到停社一年、3名幹部被記過的處分。此事一出,大新社在台大校門口舉行自由之愛告別演講會,透過社團聯合宣言、傳單與聲明爭取校園內的言論與出版自由。
《集會遊行法》長久以來被質疑是否違反憲法精神,與憲法第14條規定「人民有集會及結社自由」相互牴觸,也曾兩次被宣告部份違憲。司法院大法官於2014年提出《司法院釋字第718號解釋》,針對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應經過許可的部份,做出違憲判定。但隨著網路動員普遍化,「路過」一詞應運而生,諸如路過中正一分局事件等。法律對於緊急性及偶發性兩者的定義卻模糊不清,因此許多人仍認為此法的詮釋權仍掌握於國家機器裡。
資料來源:新聞E論壇
戒嚴時期集會遊行是非常敏感的行為。為躲避政府當局的監視,許多有名的黨外人士,藉由婚喪喜慶活動來廣發帖子,名義上是參加節慶聚會,實為交流彼此想法的政治性聚會。例如施明德就曾經藉與前妻艾琳達的婚禮,廣邀各界人士參與;或是1979年2月4日,黨外人士施明德、黃信介等人為聲援許信良,但礙於當時不能自由上街頭遊行,便以拜年方式遊行,一群人舉著「恭賀新禧」布條從桃園火車站出發,一路發送傳單。
資料來源:維基百科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黃憲東/提供
資料來源: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
攝影/曹欽榮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資料來源:鳳凰網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由左至右:張俊宏、黃信介、陳菊、姚嘉文、施明德、呂秀蓮、林弘宣(林義雄保外奔喪延審,故不在照片中)
資料來源:施明德基金會
資料提供:鄭南榕基金會。
陳文成先生一家人。資料來源:陳文成基金會